权力叙事的逻辑及其分裂
Artistic
艺术史研究者、策展人高远与艺术家刘冠南就其个人项目《分裂者之屋》进行对话。高远以“权力的视觉化”为引题，就刘冠南作品的具体呈现，如建筑形体（结构主义），以及“建筑”语言在项目中的隐喻，尤其包括对权力、欲望和文化等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与讨论。此篇文章有益于延伸理解刘冠南的创作企图与作品内涵，为观者打开另一个视角。
▲项目海报
高＝高 远
刘＝刘冠南
高：看了你的新作品，感觉这是一种权力的视觉化，通过艺术史（建筑史）的角度，讨论了权力运作的可见形式，那么为什么通过建筑这一表象来讨论呢？
刘：这几年我的工作转向了日常生活批判，主要通过反思日常来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新发现。建筑，尤其是权力建筑是广泛存在于日常之中而又极容易被忽视的。我们总是觉得这些建筑的出现极其合情合理，就像是自然出现的一样，但是却不知道这是权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对话的方式。权力是很难与每个人直接对话的，这个先天带来的劣势被权力者通过规训转变为我们的日常，等于它通过自身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这个劣势。我的工作就是用类似考古的办法分析它的叙事方式，它的每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些都能成为作品的材料。
高：那么关于权力这个问题，尤其是视觉化的层面，能看出来你做了很多功课。也从项目中体现出它是很完整的研究，包括对古今中外建筑形态和历史的梳理。那么我想知道你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为什么会选取这种建筑样式而不是另一种呢？比如须弥座什么的元素……
刘：须弥座作为选中的元素提供了一个显像，还有背后一层隐像是，小屋没有屋顶。它指代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不希望小屋和展示空间有什么链接，另一方面是指代在权力叙事的历史进程里消失掉的、梁思成的大屋顶。
高：看得出来你对这个项目的深思熟虑，你运用的这种不同时空建筑的叠层并置，是我一直感兴趣的内容。其实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就像很多欧洲的建筑，尤其是罗马的很多建筑，本来就利用了古代建筑和历代建筑的结构部件，形成一种各个时代的历史断层，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的空间化。那么你的这种中西并置想法的初衷是什么？
刘：实际上，我作品中的这种，中西的并置，它是我通过对权力建筑的研究产生的意义，是我个人的一个发现。我们的建筑叙事，实际上不光是学习对手的，他还学习了被推翻的前朝，同时也受到一些“老大哥”的影响，以及各种多数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建筑语言。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呢，这其实是我的一个研究结果，我把他在这个小屋的外观上面如实地反应出来。
高：就是你通过这种叠层的方式啊，把这个古今中外的建筑中的很多元素，同时呈现出来，另外，把这些这个建筑中象征权力的这部分提取出来，那这个作品是不是就能说是你认为的，只有在中国语境下这种权力的一种视觉呈现呢？
刘：对，我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完全根根植于咱们中国本土，虽然我的研究方法呢，是受到外来方法的影响，比如本人受到左派的影响，尤其是法左啊，影响比较大；又比如我对历史研究的理解，比如《知识考古学》，这些方法对我的影响都比较大，但是我整个作品本身的其实是完全根植于本土的文化逻辑。然后，另一方面呢，就这个小屋子本身的，其实也就是因为它的各种元素都是来自外来文化中的，比如它的这个上半部的，就是从外观上看这种渊源是来自于西方民主建筑的，而下半部，就又反倒是中式传统，尽管须弥座作为“中式传统”其实也是南北朝时期传入的外来文化。然后小屋的外观跟内部有一个很截然的不同：从外观你感觉是很坚实，很稳固；然后再看这个小屋的内部呢，你能看到它是板材，简易搭建的，表里不一的。这些都是我通过研究我们本土的这种权力逻辑与传统之后，得出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用这种方式把这种直观的感受表达出来。
高：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分裂”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个西方的或者是传统的壳子，或者布景，实际上演的戏是另一回事。这种所谓的“分裂”的原因其实是任何一个所谓非欧美文明所必需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这个阶段或者时期在遭遇到中国这种自古非常封闭的有强烈农耕文明色彩的文化，就会表现的更加明显，这个时间也会更长久。那么你对权力这种叙事的视觉逻辑和历史逻辑是如何结合的起来的？
刘：其实叙事是被权力一步步逼到“疯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在七十年代，我们有过“打倒孔家店”，然后就掀起一场关于文化的一个革命，之后在这个在零八年前后的时候呢，我们又迎来了传统主义的复兴。我们曾经打倒的这种孔孟之道，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又被我们重新捡了回来，甚至是被我们发扬到国外去，现在叫“文化输出”，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也挺讽刺的。但是你仔细考证这一系列的过程，可以看出来它无论是打到还是复兴，其实都是权力根据自身逻辑需要。怎么体现在建筑上面，就是根据它自身逻辑的需要，对人民，和对所有的观看者它会有一个规训，然后它通过处理建筑的外观来实现，在这个情况下，美学甚至比功能更重要了。它通过处理建筑的外观以及外观带来的美学，他企图向所有人展示一种开天辟地的史无前例的一种风格。但这是他所谓的开天辟地，史无前例。
其实我们通过分析它的叙事，我们都能就得出他所有东西都是通过拼凑而来，并且你仔细考证那段时期的历史，比如说建造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实际上五八年的时候方案还没有定，也是因为在五七年往前数两年的梁思成受到批斗，所以之后呢，他主张大屋顶这个美学就不能再使用了，但是梁思成的这个把建筑作为一种词汇和文法的这种观念已经影响了当时很多的建筑师。我不知道远哥有没有做过这个社会雕塑啊，就是这个雕塑工程的经验，就是你跟地方政府做雕塑工程打交道的话，它们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这个雕塑，或者是这个造型出来以后，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项目的社会影响而导致自己的这个政治生涯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影响，他这样就是整个方案项目的。所以在五八年建国十周年，开国十大建筑包括建造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呢，就处在一种大家都怕担责任的这么一种状态，最终这个建筑各部分环节都是拼凑出来的，最终导致了美学的分裂。
高：对，我记得你之前提过，这种建筑部件的组合可以联想到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就是很多西方的建筑结构和元素到中国来，都可以平行翻译成中国的建筑元素，以达到便于理解的目的，实际上权力的运作也需要“翻译”，这个在你作品里有体现；这种分裂心态和表象呢，又有点心理学上的逻辑。
刘：就是，因为梁思成的“建筑可译论”的产生的社会影响，导致所有的我们新中国的建筑师创作过程中，实际上处于一种有点儿像集体无意识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这个状态，最终导致叙事上的一种那分裂。我的作品是把这种分裂给反映出来。
高：关键是你区分了内外关系，对权力运行的表象作出反思，权力就像个剧场上的布景，因为需要包装嘛，而且它的内容也是跟包装不一致的，其实一些当代艺术家也利用过类似的逻辑，比如黄永砯和刘韡，还有宋冬也有类似的，他们也把一些文化的元素“转译”的很好，其实这种“可译”类似文化上的一种融合，而通过一种比较粗糙的表像呈现出来，都表现了这种分裂，实际上也证明了文化很难跨越的。
刘：我觉得我比较得益于在美院学习和工作这么多年，包括跟导师一块儿做城市雕塑革命题材的这些行活儿，我积累了一系列关于这个权利叙事的知识。然后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就是深有体会这种“分裂”的。黄永砯当时不是做过两本儿书在洗衣机里搅吗，就类似这个思路，我觉得今天也依然成立，就是包括我做的这个文字的作品，这种就是粗略的“可译性”，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文化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真正的跨越，跨文化的理解更像是一个虚假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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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艺术史研究者、策展人。
高远的艺术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致力于以跨媒介视角对欧洲艺术史、当代艺术理论的考察和关照。曾受美国盖蒂基金会、王式廓基金会和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资助，在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Villa l Tatti）访问交流（2014）；在巴黎德国艺术史研究中心（DFK Paris）访问交流（2017）；在佛罗伦萨马克斯·普朗克艺术史研究所（KHl）访问研究（2018）。
高远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获得欧洲艺术史博士学位，而后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完成艺术学理论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传媒与艺术理论系。
高远作为策展人曾经主持策划过三十余次学术展览项目，部分包括：“基底”、有机共同体——公共艺术展”、“游移——新媒体影像艺术展”、“叠园——课植园当代艺术项目”、“感知测绘”、“媒介乌托邦——艺术江西学术邀请展”、“无法兑现”、——当代艺术中的首饰”、“九宫格——精确的视觉化”、“创时纪”——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英才驻留计划作品展、“冷秩序”、“超级景观——图像世界的多重逻辑”等。
M'room is a non-profit art project initiated by Mino in 2017. From time to time, artists are invited to her private space Mstudio for artistic creation, and some related pro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art are explored experi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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